徵兵

台灣男人在兩個時候,特別活龍活現。婚喪喜慶的時候,老男人總有「終於輪到我」的感覺,使出混身解數讓人知道他們經驗老到,懂得典禮怎麼進行。但畢竟活得長些,並不一定懂得事情多些,誰一天到晚家裡死人呀? 這些老男人在賣馬臉的時候,常常犯錯。

另外一個時候,就是講當兵的「光榮事蹟」。老一輩講「師對抗」、「金馬獎」,中一輩講「口蹄疫」、「某某風災」,只要他們一開始講,「我當兵的時候......」,我頭就痛了起來。你們這些男人,一輩子沒掌過真正的權力,以為在部隊裡的階級大小、梯數高低,就是權力的味道。神經病。

但也因為大部份的男性,不管時間長短,都當過兵,所以講到徵兵制、募兵制,人人都有一個看法。

柯P說,喊台獨卻要搞募兵制,「不夠務實」。話一出,立刻招來很多反對的意見,什麼新科技時代,打仗不靠人多,或是,反正台灣靠美國保護,軍隊再多人也沒用,何必浪費義務役青年的青春,等等不一而足。

我們這種支持自由經濟、自由人權的右派,對徵兵制有不可思議的感覺。當年傅利曼舌戰軍事將領,力主美國全募兵,就是我們的精神領袖。他反對徵兵制,將其比為奴隸制,一點都不為過。美國後來停止徵兵(不是廢除),自由派經濟學家,有很大的功勞。但在台灣要不要徵兵這點,我是贊成柯P說的,徵兵不該廢。

美國的軍隊是要打仗的,所以徵來奴隸並不利打仗,越戰後期就出現嚴重的後果,義務役戰力不佳,但態度十足,不少志願役軍士官被義務役在背後弄死。美國全募兵後,就沒有這問題,而且美國軍人的地位馬上提高。但台灣的軍隊,和美軍不一樣,國軍不是要打仗的。台灣的軍隊,一是展現給黑幫老大看,我們也有在練身體,不是只會交保護費而已。人家的美國大兵出兵台海,那是會死人的,結果被保護的,連當個幾天兵都不要,說得過去嗎? 二是教育訓練用的。一半人口當過兵,那就是一半以上人口對戰爭有一點了解,對保家衛國有些了解。實施全募兵制後,人民長期脫離需要思考「國家榮譽」、「兵兇戰危」的意義,很容易就會有荒謬的集體決策,「和平協定」一不小心就會給他簽下去。

但正因為,徵兵的目的不在打仗。所以現在的四個月基本訓,其實很好。四個月內,全部進行軍事訓練,可以達成教育及備戰的心理準備,但又沒來得及輕視職業軍人、厭惡制度,把男人陽具祟拜的心理提到最高,而把酸腐的反抗降到最低,很好。所以不要再改了。

華航罷工的時代錯誤

美國私人企業的工會會員數目,逐年下降,現在差不多只有6%的工人加入工會。這個趨勢,對某些經濟學家來說,是個不良的走向,比如說諾貝爾獎得主Angus Deaton,他認為工會傳統上扮演著工人社群相互支持的力量,重要性一如家庭和教會,但當家庭和宗教力量逐漸衰退的時候,工會卻也同時式微,就把一些處於邊緣的白人工薪階級,逼向絕境,沒有好的工作,沒有希望,就只靠著成癮藥物賴活著。白人青壯年男性死亡率,近年來逆反潮流的增加,Deaton認為,工會的衰退是個最要因素。

我對這結論存疑。但為什麼工會勢衰呢? 而且為什麼在美國工會衰退的時候,台灣有著上揚的工運情況? 華航機師的罷工是一葉知秋,還是時代錯誤?

美國工會會員「不再有吸引力」有很多的原因,但左派經濟學家、政客,最喜歡談「right to work工作權」法案的影響。傳統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力量要大,就要人多、錢多。所以羅斯福時代通過的聯邦法規,准許各州制定各種強迫加入工會的法令。「強迫」的程度不一,有的很嚴,只要享受談判成果的工人,就得加入工會,有的比較鬆,只要交會費,不用成為會員。但二戰後,南方各州,種族歧視仍然普遍,白人工人不願和黑人工人被強加到同一個工會,因此南方各州用「工作權」的理由,先改鬆了聯邦法,再由各州通過「工作權」法案,不准工會強收會費,會費的繳交,得全屬自願行為。就算工會談判來的結果,一體均霑,也不得強迫非會員繳交工會會費。

可以想見,「工作權」法案對工會的傷害有多大。被工會當成「工賊」的非會員工人數目大增,工會人變少,會費變少,政治影響力就少,而造成更少人想加入工會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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俠客行

美國殖民時代的菁英,後來成為革命家的那一代,「宗教自由」是他們繼承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結果。他們相信神的存在,雖然他們之中有人認為神不是無所不包,隨時可以干預人類生活的那種無上力量,但「上帝造人」的上帝是普遍為革命家接受的。但他們對教條式的信仰,不但感到不耐,更反對傳統的宗教組織,反對強制由人民供養教會,所以政教要分離。他們認為,人和神的溝通,不用經由任何人代言。信仰是很私密的事,完全是志願的行為。

那他們對天堂的看法呢?

理性思維的訓練告訴他們,沒有得到實證,甚至沒有辦法進行驗證的事物,人要存疑。死後有無天堂一事,他們並沒有辦法很肯定,有些人甚至認為,「天堂」不一定存在,但是個有用的「概念架構」,對生者有獎善罰惡的作用,可以幫忙維護社會秩序。但這不代表他們一定否定天堂的存在。沒有辦法實證的話,我們可以相信一定沒有死後的世界,也可以相信一定有。但後者讓這世充滿了希望,多少泯去這世界分離的痛苦,為什麼不信?

下面是我以前部落格時代寫的。

我怎麼看都覺得俠客行是本講死亡的書。

每隔十年,俠客島主派出武功高強的使者到各大門派發俠客令,邀請武林高手到俠客島一遊,喝臘八粥。因為去的人都有去無回,加上使者武功高強,接令者無不認為是閻王爺來了。所以就有類似代接俠客令的英勇行為,或是裝孬把掌門人讓人做的事。但其實到俠客島的武林高手,不過是到島上鑽研高深武功,而樂不思蜀,對後來的人,也只是淡淡地說「你現在才到啊?」之類的話,就繼續回去比劃,既沒有人間地獄,臘八粥也真的是碗粥。

死者再沒和生者連絡,也許不是因為沒法連絡,只是在另一個世界忘了這個世界而已。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們會聽到「你來了」的這句話,死亡就沒那麼可怕。不過喝碗臘八粥,不是嗎?

共和紳士

有個父執輩在美國財星五百大的公司做事,一路高升,最後被種族玻璃天花板擋住,無法再上層樓而提早退休。但一個台灣鄉下窮小子,在台灣唸大學時,放寒暑假都還要回家放牛、種田,能一路做到美國大公司位高權重、財富滿滿,那是任誰來看,都稱羨不已的成就。我問他,如何以一個外國移民的身份,在這個白人主宰的國家,社交上毫無窒礙,他說,就當成是演戲,演多了就沒問題。

很有道理,但我一直沒機會問的是,演戲總有個模仿的對象,他演誰呢?

殖民時期的美國社會菁英,後來成為革命一代的領袖,如果以英國的標準來看,他們的出身就算不是微寒,也不是真正的世襲貴族,但他們都充滿了野心。普通出身但志比天高的革命一代,他們也一直在演戲,演他們心中的英國紳士,「傲慢與偏見」裡面的那種紳士,自制、高貴、博學、守禮、注重榮譽、舉止得宜而眾人仰望的天生領袖。但這革命的一代,和英國傳統紳士,又有些不同,他們同時也是啟蒙思想運動的產物,他們信仰理性思維,反對教條式的宗教信仰,擁抱科學與藝術,而更重要的是,他們獨立而自由,對於一個自由的公民應有的教養和認知,相當重視。

所以大部份的革命世代,都在殖民地的幾所菁英大學受教育,如哈佛、普林斯頓、哥倫比亞和威廉.瑪莉學院,他們在啟蒙思想的浪潮下,在菁英大學接受全人教育,而成就了這個為人類歷史開啟新篇章的一代。接受完美教育的革命世代對紳士的品格有著無可救藥的浪漫情懷。約翰.亞當斯,對自己不適合從軍的體格,感嘆不已。身為華盛頓主要軍事幕僚的漢彌爾頓,非常擔心失去在獨立戰爭取得軍事榮耀的機會,最後和華盛頓大吵一架,而外放取得領軍的機會,終能立下戰功。但漢彌爾頓的好友,南方貴族菁英教育下的代表人物John Laurens,居然為了取得戰功,而在獨立戰爭最後勝負已定的階段,在一次小戰役裡沒必要的帶隊衝鋒,而丟了性命。

戰爭是無名小卒晉身紳士的進門磚,更是一代英豪變成世界偉人的機會。沒有唸大學的華盛頓,非常清楚身處的環境,他也嚮往成為一個紳士,因此他從小就勉勵自己,不斷地改進自我,讓自己俱有美德。華盛頓在十六歲前,寫下了「和他人相處和談話的文明、合宜行為準則」,110條規則,終生遵守。同樣沒唸大學的富蘭克林則在二十歲時,寫下了「十三美德」,每日反省改進自己,要求時刻做到這13種美德。

富蘭克林在四十多歲,賺夠錢後,從工作「退休」,專心當個紳士,潛心研究科學,致力於公共事務,除了費城的地方事務外,他更躍到美洲大陸的大舞台,從大陸會議、獨立宣言、建立美法同盟,到參與制憲,富蘭克林無役不與,他成為建國群賢裡,最被當成美國精神代表的革命家。

一生克己復禮的華盛頓,打贏獨立戰爭後,卸甲歸田,英王喬治三世說,如果華盛頓真的交出兵權,那將會是這個世界最偉大的人物。可以黃袍加身,但急流勇退的華盛頓不只是在表演傳統英國紳士,也不只是具有啟蒙思想的進步人士,華盛頓在演的,是一個共和國的戲碼。革命的一代,非常清楚知道他們開創歷史的地位,從希臘、羅馬時代以來,人類世界從來沒有過具有真實意義的共和國,這由自由人自主決定命運的政治安排,是千年未見的理想世界。美國因為脫離英國獨立,而在新天地取得建立新國家的契機,「共和」幾乎是這些殖民地菁英所有的共同想像。他們從羅馬共和裡找尋靈感,所以他們口裡手中,時時引用加圖、西塞羅這些羅馬共和時期的思想家,而他們心中的建築藝術,更是以希臘和羅馬為典範。

但他們也不只是承襲了羅馬共和,這些啟蒙運動的子孫,不枉理性思維的訓練,他們找出了共和國的長治久安之道,創立了美國憲法,突破了羅馬共和的命運。「共和的想像」期許革命一代要品格高尚、思想出眾、行為勇敢而高貴,建國群賢雖然也都充滿了人性的缺陷,但他們努力演著「共和紳士」的角色。演久了,自然深刻入骨,後代子孫,不演也像。也許我那長輩,他心儀模仿的對象,就是這些美國的共和紳士吧。

中國轉大人

獨生子女和父母相處的模式和其它家庭有很明顯的不一樣,在兩個以上小孩的家庭,世代的區別很清楚,父母是有權威和責任的團體,而小孩在獨立前,是依附父母的團體,各有所屬。但獨生子女,從生下來,就是和父母共有一切,心思、行為都是在這三人團體裡,緊密地養成,甚至會回頭過來影響三人團體裡的那兩個大人。所以在多小孩的家庭,我們可以看到七嘴八舌,但在獨生子女家庭,我們卻看到更多的默契,不用講明,就可以了解很多事,面對外人,還能三人一嘴,團結對外。楊絳的「我們仨」,很生動的描寫了獨生子女家庭的情感模式。

這麼不一樣的親子關係,擴大到社會上,當然會形成不一樣的人際關係。而中國幾千萬、甚至上億的獨生子女,已經把中國社會形塑得和傳統中國社會很不一樣了,所謂的小皇帝世代,是極端的不良例子,我們不應該以偏概全,但我們也不可否認,獨生子女的現象,肯定對中國的未來,有極大的影響。具體來說,在中國社會最有影響力的獨生子女世代,會促成中國的民主化,還是阻滯中國的民主化? 很難講。

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,或者是二十世紀的台灣、南韓民主化,背後的社會結構動力,有很大一部份是所謂「轉大人」的過程。當美洲殖民地在十八世紀人口爆增,經濟結構發生巨大改變時,獨立自主而自由的新富族群,非常珍惜他們享有的經濟自由,政治上,英王的天高皇帝遠,讓殖民地的新美國人,也享有極大的政治自由。但就在這樣「轉大人」的過程時,來自英國國會的加稅舉動,以及英王任命的總督越管越多,讓成長中,對在新天地伸展手腳興奮無比的美國人,感到非常憤怒,因為這就像在極欲獨立的青少年身上,強加宵禁、收緊零用錢一樣,「太過份了」,非反抗不可。

對擺脫君主制有極大貢獻的Thomas Paine,在他著名的小冊子Common Sense裡說,「要知道獨立對美洲大陸好不好,我們只需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,”對一個男人而言,一輩子都當個男孩,是個好事嗎?”」

台韓的民主化,也是一樣的軌跡。隨著經濟自由化,新富階級對能夠獨立、自我管理的未來嚮往,但威權政府反而因為懼怕失去權力,而收緊政治自由。一個要轉大人,一個越把人民當小孩管理,衝突必生。而一如大部份人轉大人的過程,台韓的民主化,在極欲獨立的一代取得權力後,風平浪靜。這不流血的光榮革命,有可能是中國的未來嗎?

獨生子女的轉大人過程,也有反抗的時期,但這種反抗,不是其他家庭那種,「你勝我敗」的方式。兩個以上小孩的家庭,不是父母權威持續壓制成年子女,就是在反抗期時,子女徹底取得獨立的地位,而被視為成年人。如果有模糊地帶,在日後,都會隨著衝突而浮上檯面,而最終取得平衡。但獨生子女和父母的共生結構,讓反抗的過程,相對「溫和而不完整」。溫和是因為三人互相了解,比較容易包容,不完整則是因為「所有權」的切割,沒有因為衝突而清楚定位。所以這三人共生結構,是以一個緩慢的過程,把三人團體的主控權,從父母轉換到子女手上。

過程可以緩慢而平和,很重要的是三人之間的共識,即權力和責任,遲早是子女的,父母總有放手的一天。

如果把這個認知,放在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,我們可以把共產黨視為父母,而中國人民視為獨生子女嗎? 也許獨生子女有這種,「有一天政府會把權力和責任交給我」的預期,而可以耐心等待政府,耐心接受政府的越管越多。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這麼多的政治控制,沒造成大規模的反抗。但這耐心是有限的。就算是獨生子女,也有長大的一天,也有想要話事的權力,負起責任,做起決定的時候。所以現在是中國共產黨認不清這個現實,不知道家裡有個想「轉大人」的獨生子女,當這獨生子女無法得到原本共識裡的權力和金錢時,所造成的衝突後果,將會是非常駭人的無情。

由此觀來,中國的去共產黨化,不一定會走向民主,但過程肯定會轟轟烈烈。

數目眾多,而面目不清

Umpteen,這個英文字的意思是「數目眾多,而面目不清」,我認為這意思拿來解釋杜克大學最近發生的事件,很合適。

杜克生物統計系的碩士研究生主任,最近發了個信給中國學生,提醒他們,有兩個老師來找她問中國學生的名字,說是這些學生在系上的休息室,高聲地用中文交談。教授要名字的目的,是要封殺這些學生的實習、升學機會,說他們沒禮貌。主任還提醒學生,要100%地投入使用英文,練習英文。

電郵一見光,不得了了。中國學生大規模地寫了請願書,要求學校調查這種針對中國學生的行為。杜克大學校方承諾調查,而該主任也立刻下台。事情還沒有完結,但各種角度的檢討,已經四處可見。對校園左派來說,這是很丟臉的事,因為講究多元文化,強調尊重少數的左派,怎麼可以因為別人在私下講外國語言,就遭到不平等的待遇? 說好的國際化呢?

我認為事情並不單純,中國學生在美國校園,還會有更多的衝突發生,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。

假設這幾個在休息室高談闊論的是俄國學生、阿拉伯學生呢? 一樣會引來側目,但我不認為會有教授想要記名字,也不會有研究生主任發這種電郵。因為中國學生,或是所有的東亞學生,平日都是看來服從性很高、沒有太多意見、英文有點問題,而外表看來比實際年龄小,所以在潛在的權力關係上,白人老師會以「上對下」的態度對待東亞學生,但對其它族裔的學生,比較不敢。

但除此之外,原本聲量很小的中國學生,突然在自己人多的時候,不顧他人而用中文高談闊論,那不只是讓人有違和感而已,而真是不禮貌了。就好像一桌子人一起吃飯,突然兩個人咬起耳朵,不讓人聽了,那的確是不文明的行為。所以,我和我中國學生都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,有不懂中文的人在場,我們要說英文,但在辦公室裡,沒有別人時,講中文沒關係。這是尊重他人的基本禮貌。

但美國人不也喜歡大聲講話,不管別人?

是,但重點不是在大聲,而是別人不知道你說什麼。美國人在休息室的大聲講話,是公開透明,符合他們的社會教養,大喇喇地,有時很討厭,但並沒有秘密,也沒有咬耳朵。以這樣直通通的性格,碰到一群人大聲地講他們聽不懂的話,和平常表現很不一樣,怎能不讓他們懷疑,這些人是不是在搞什麼把戲。

側目歸側目,但弄到教授想要記名字,那就不只是「咬耳朵」那種不文明行為所可能有的後果。事情比想像中嚴重多了。

前面舉說,如果是俄國學生,或是阿拉伯學生就不會有這種待遇,沒錯。但不管在美國的哪一個學校,都不會有俄國學生、阿拉伯學生多到可以佔到一半以上名額的問題,但中國學生會。中國人多,人一多,不管你再優秀,對這些非東亞裔的人而言,你就是「數目眾多,而面目不清」的中國學生之一。以前中國弱小時,沒這許多中國留學生,老外潛在「上對下」的態度,表現出來就是「我來照顧你」,把你當稀有動物,當熊貓一樣呵護。但現在中國強大,中國學生又多,老外就沒有這種「呵護」的心態了。相反地,「你是不是共產黨的間諜」,就是許多老外心裡留存的疑問。表現出來,就是把不文明的咬耳朵,上綱上線到要記名字這種有敵意的態度了。

美國人對中國的一般態度,在幾十年間,從對神秘古老文化充滿好奇的心態,轉變到對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的無限機會躍躍欲試,再轉變到充滿戒心,幅度之大,史所未見。而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,越要爭霸,就越讓美國人對中國充滿敵意。好死不死,中國又把這許多年輕人放出來美國留學,原本只是電視、報紙上遠遠觀看的大國衝突對象,一下子來到跟前,而且不是一個、兩個,而是一大群,如何不造成衝突? 這是相當不幸的,因為我認為這些留美的年輕人,是未來改變中國最重要的力量。讓這些年輕人承受這種文化的震撼教育,並不一定是個好事。

對個別中國學生,或是所有的東亞學生,要擺脫這種命運,就要先讓自己不要變成「數目眾多,而面目不清」的中國學生之一,多找機會和老師交談,突顯自己的特色,表現自己的能力。和中國學生的往來,雖然可以讓苦悶的留學生活快意一點,但把這種交流,留到更私密的場合比較好,來到校園,就要讓自己「面目清晰」,讓老師印象深刻。這兩個傳說中的杜克教授,也許就是沒深入認識個一、兩個中國學生,才會毫無感情地想斷人後路。

國家之間的衝突,不是一、兩個中國學生就可以改變的現實,但至少自己的留學心態要先健康點,不公平的待遇就會少一點。

柯P組黨死胡同

柯文哲的子弟兵在台北市立委補選落敗,許多人說,這結果證明,柯P不組黨不行,沒有政黨組織,連一席立委都選不上。雖然我一向主張柯P應該組黨,但我認為時機已失,柯P組黨之路已經被封住,柯文哲的政治未來,不在組黨,得另尋出路。

我之前舉美國民主黨和英國工黨的例子,指出柯P原有機會在兩黨政治中突圍,另立新黨,取代國民黨成為新兩黨政治。我原先判斷國民黨會如同Andrew Jackson時期的聯邦黨,或是英國工黨興起前的自由黨,逐漸敗亡,而空出政治活動空間。但2018年的選舉結果,證明國民黨一息尚存。之後習近平元旦演說的升高對台壓力,讓統獨問題,不但不會從台灣政壇消失,反而更形重要。一旦政治打統獨,選舉分藍綠,柯文哲就沒有白色力量空間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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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內瑞拉

美國總統說,委內瑞拉的反對黨領袖,國民大會議長Guaido,是美國認可的委國總統。這事的發展,把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推到一個新的境界,美國不但「干涉內政」,而且目的直指政權更換,就某種意義上來說,這是美國直接發動外國政變了。

中、俄這些大國週邊的鄰國,經常受到北京或是莫斯科的政治干涉,主動介入政權更迭也是大國外交的一部份,歷史上例子多如牛毛。但美國公開介入委內瑞拉一舉,陽謀規模之大,前所未見,對台灣政治,還有中國的未來,都有很大的指標意義。

現代政府政權正當性的最主要來源,當然是人民的授權,但更多的時候,來自於power的角力。我用power一詞,而不用「權力」,因為power代表的不只是權力,而是包含硬的軍事武力和軟的經濟、政治影響力在內。Maduro的政權,雖然不被美國承認,但他就會因此倒台嗎? 委內瑞拉的人民,在查維茲和Maduro的社會主義政權下,受盡苦難,這政權早就沒有人民的授權了,維持統治正當性的,只有國家機器擁有的獨裁權力。更精確的說,是軍隊對Maduro的支持,讓Maduro還可以穩坐卡拉卡斯。

但這軍事實力,並不是穩當的。軍隊要吃要喝,軍人的家人要生活,軍隊的領袖要權力,如果這些要求,Maduro無法滿足,軍隊的支持是可以變動的。當然,Maduro可以像北韓一樣,恐怖統治軍隊,讓軍事政變無法進行,但金家三代的恐怖統治,並不可能在一、二十年內達成,所以Maduro目前得到的軍隊支持,並不是鐵打的。

因為槍桿子不是很牢固,所以外國勢力對委國的政權正當性,有十足的影響力。在美國宣佈認可Guaido之後,Maduro急著拿到中、俄的支持,目的就在確保軍隊還能獲得資源,繼續支持他的政權。中國和俄羅斯,一有石油資源需求,二有修理美國誘因,所以也樂得力挺Maduro。但在美國後院的委內瑞拉,離中、俄太遠,離美國太近。更最要的是美國的影響力,不是只有隨時投射美軍軍力而已,而是攸關委內瑞拉生存的經濟資源,也控制在美國手上。

川普和彭斯宣佈力挺Guaido後,財政部立即通知聯邦儲備銀行,委國的法定代表不再是Maduro,而是年輕的議長。委內瑞拉在美國有多少資產我們不清楚,但一旦世界金融網路,不再讓Maduro可以移轉金錢,後果相當嚴重。委國國營石油公司,出口中國的部份,只是償還欠款,委國拿不到錢。真正能讓委內瑞拉拿到外匯的石油,是一天五十萬桶賣給美國的原油。如果這真金白銀,不准Maduro動用,我相信沒幾天,委國軍方就很有動力換掉Maduro了。沒有美金外匯,軍人連民生日用品都拿不到,不把Maduro的頭獻給美國才怪。

這才是美國的power,航母開到門口,只是嚇嚇你,真要打你,把銀行往來管道封掉,你就死了。

除了金融控制外,美國還有很多國內法令可以修理這些「流氓國家」,中興被修理,華為被吊著,不都是因為美國司法部、商業部在執行國內法? 但這power,美國為什麼好像最近才發現一樣,除了小布希修理金正日用過以外,好像沒有這樣拿來使用過?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。一是被逼急了,金正恩不斷地威脅美國,美國又不敢真的出兵,只好不斷地想方法制裁金正恩。對付中國也一樣,一旦開始想方設法,美國政府「突然」就發現這許多武器。但我認為,更主要的原因,是美國人普遍有的孤立主義,讓之前的美國總統對介入他國政權更迭,很有戒心,就算為了國家利益,扶植外國政權,也做得小心翼翼,不敢大張旗鼓。但現在不一樣了。

川普打破所有禁忌,但更重要的推手,是副總統彭斯。彭斯代表了新興的「美國最大」保守主義,這新的右派主義,對於伸展美國肌肉,毫不遲疑。彭斯對中國的演講有指標意義,彭斯對委內瑞拉「政變」的主導,更證實了這一波美國的實力展現,不是意外,而是有心的大戰略部局。

介入外國政權更迭的例子一開,我們就可以想像一些未來可能的發展。比如說,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,如果親中的候選人,以統一的主張競選,一直吵九二共識,我們會不會看到美國有心人洩露一些神祕的金融往來資料? 又如果,中國共產黨開始內鬥,天安門事件再起,美國會不會拿共黨領導人在美資產作威脅,選邊站在民主化的這邊呢? 真令人好奇。

溫和好禮

有事返台,多年未如此接近台灣觀察,很多感觸,也有很多感想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,「這地方不可能不發達」,人民充滿活力,好禮好學,已經充份為人工智慧世代降臨做好準備。

未來不會被人工智慧、機器人取代的行業,有一大部分是以餐飲、文化為主的服務業。這樣的服務業,要有社會的根基才做得久、做得好,台灣人的溫和好禮,特別適合這些行業。

以「海底撈」為例,中國的店也好,台灣的店也好,在店內都受到一流的服務,但一走出店外,中國人的社會回到了針鋒相對,充滿了違和感,但台灣不是,𥚃外一致,舒服得很。

兩院國會

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,但前兩者都代表人民意志。總統職位的設置讓現代民主脫離古雅典直接民主的無效率,身為首席執政官,總統代表人民執行人民意志。人民一方面希望從總統制裡得到執政效率,但一方面也擔心總統成為大權獨攬的獨裁者,毀壞民主。立法權的存在,就在民意對行政權有疑慮時,削弱執政官的權力。

所以立法權制衡行政權,就是一個民意的競賽。民意如流水,世局變化無常,人民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就會對特定政黨或是政治人物由愛生恨,因此民意代表要能反應這種人民意志多變的本質。但另一方面,國家的方向,也不能真如流水一樣,四處流轉。政府制度要有傾聽短期民意的制度,但也要有穩定民意可以反映的空間。而這兩種聲音,有時針鋒相對,有時相輔相成,因此國會的設計應該要有兩院,一如美國的眾議院和參議院。

美國立憲之初的兩院制,把眾議院相對民粹的聲音,用參議院這種羅馬元老院的設計來制衡。羅馬元老多為在共和國裡打滾多年,對權力運用、國計民生相當了解的政治家,因為地位祟隆,元老對國家的走向和未來,有一種責任感。美國參議院的設計,加入元老政治的元素,非常背離直接民主,但施行下來,相當理想,不抄可惜。

台灣憲改後的眾議院,可以沿用舊名為立法院,或立新名以為新氣象。眾議院的立法委員當由人民直接選出,比如說全國劃成200區,一區約為10餘萬人口,只選一人,代表該區。選區人口數稍為小了一點,美國平均約為70幾萬。但眾議院的廣納民意特性,注定委員數目不能太少。麥迪遜的共和民主設計,充滿了層層制衡,連眾議員數目要大,這都是為了權力制衡而生,人數越大,黨派勾結的困難度越高,多數暴力可以得到第一層的控制。

但一個國會議員,只代表10幾萬的人口,會讓其視野狹小。如果他想要連任,他只要在國家的政策上,不斷逼迫行政權施惠給他的選區,不管大局,只以鄰為壑,欠缺國家層次的思考。但這種狹小視野是必要的,民意代表不接地氣,反應出來的政策、法案,會脫離人民生活,製造出荒謬的結果。所以小選區得保留,但得有另外設計的第二院國會,來補足國家層次思考的不足。因此,在設計參議院時,要確定參議員的選出,不受地方政治的影響,要一出馬,就是全國級的菁英領袖。

美國在立憲時的一個意外,讓美國參議員由州推派,一州兩個,算是一個意外的巧妙。麥迪遜出身人口最多的維吉尼亞,和麻塞諸賽、賓州等大州的代表「勾結」,想讓參眾兩院都按人口比例選出,從而讓維吉尼亞擁有超過比例的影響力。但小州如紐澤西,奮力抵抗,最後產出的妥協方案,就是眾院按人口比例,大州有較多的代表席次,而參院不論州的大小,一州兩個。如此分立的民意,果然形成參議院元老政治的模樣,而眾議院就反應流水民意,比較像菜市場。

沒有美國歷史上的聯邦和州主權分立的觀念,台灣不應強加一縣市兩席這種設計。因為台灣縣市的數目不多,依縣市產生的參議員,會造成少數綁架多數,人少縣市綁架全國政策的不良後果。而其實台灣全國地方的同質性很高,聯邦主義的意識薄弱,人民希望事權可以全國統一,因此突顯縣市的參院設計,會讓元老們變成多頭馬車的駕駛,平白多一層無謂的行政層級。

到目前為止,我的憲政看法,都相當類似於美式的共和民主。但在參議院的設計,台灣得有自己的走向。我認為現行的不分區政黨比例代表,可以直接轉型為參議員。參議員一任六年,目的在政治穩定,但每兩年,改選三分之一,聽取最新民意。每次改選二十名參議員,所以參議院共有六十名。在全國選舉有相當比例的政黨,得提出參議員名單,選民投票時選黨不選人,最後再依政黨票的多寡,分配二十席。

但參議員的選制,和現行不分區立委,有一個巨大的不同。一旦選舉完畢,參議員不應受政黨限制,政黨不能因為參議員立場和提名政黨相左,就隨意換人。這是給政黨提名的參議員有一個獨立的超然空間問政。如果參議員的設計是元老政治的話,控制參議員決策的,是自己的名聲和歷史定位,不能只當政黨的傳聲筒。但也不是純粹地讓參議員變成自走炮,因為想要連任的話,還得由政黨提名。

這時問題就來了,這樣的設計,沒有小黨生存的空間。這是政治哲學上很大的分歧,甚至可以說是歐美民主政治的重要分歧。照理說,如果憲政制度的目的在於不要讓黨派勾結,那不是應該鼓勵小黨林立? 但歐陸的內閣制,小黨林立的結果,造成立法權低落,大權落在主政菁英手上,勾結的情況更嚴重。而美式民主,自然而然的為政治鬥爭,形成兩黨政治,政客以政黨政治的名義,名目張膽的勾結,之所以可行,就在行政、立法的制衡及國會本身兩院的相互制衡,確保了勾結造成的傷害得到控制,而讓國家得到政黨勾結的好處,即執政效率。

所以如果台灣採取總統制,縮限小黨空間,是必要的,兩黨政治也會自然成形。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,黨派的成立,在於集合志同道合的政治人物,但這「志」和「道」會隨著時空流轉,而自然的重塑兩黨的政治意識型態。所以我們也不用擔心兩黨政治會有意識型態僵化的問題。

所以選舉的時程上,全國大選兩年一次,眾院每次都全員改選,參院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,總統四年選一次,一如美國,有總統大選年,也有期中選舉年。讓各種新舊民意、大小民意、遠近民意,都可以兩年表現一次。

而兩院的職掌上,因為制度的設計目的在於制衡,所以兩院的職掌要大幅重疊,預算和法案都要兩院通過,總統同意。如果只有一院通過,則法不能成法,而如果兩院都過,但總統否決,法一樣不成法。兩院也都有調查權,但參議院多一個人事同意權。把人事同意權交給長期穩定的參議院,對行政權除了制衡外,還給予了咨詢的功能。

兩百多年的成功經驗,讓美國憲法不是只是實驗室裡發想的新玩意兒,而是貨真價實的好寶貝,不採用,而另外發明,那是自以為是、自作聰明驕傲無比的態度,通常下場都是可笑的。記得五權憲法嗎? 嫌人家三權不夠,自己弄出五權。又或著,嫌人家總統制聽起來不民主,硬要平衡而產生雙首長制,弄出「超然」、有權無責但執政效率低落的總統制。台灣憲改是必然要進行的路,希望我這依美國憲法寫出的系列三文,對憲改的討論有所助益。

系列之一 ~ 總統制勝過內閣制

系列之二 ~ 總統制的效能與設計

老牌自由派

一百年前的德州,和今天一樣廣大,有繁華的大都市如休士頓、達拉斯,但有更多大片的田野。在德州南部種棉花,是很辛苦的農活,在南北戰爭前,多少黑奴在棉花田裡操勞、凌虐致死。但一百年前,這些棉花田已經不是由黑奴耕種。在這些土地耕種的窮苦白人農夫,卻變成土地的奴隸。Sam Rayburn和他的九個兄弟姐妹,從會走路,就在大太陽底下的棉花田幫忙。然而德州黑土雖肥沃,卻不敵經濟的現實,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農業,受到多重力量夾擊,農作物賣價越來越低,但農機、種子、肥料這些原料,卻在東北的工業利益團體促成的保護關稅下,弄得越來越高,Rayburn一家,在豐收的一年之後,付完銀行貸款利息、種子、肥料的錢後,只能存到25元。望著無邊的棉田,手上做著折腰的苦活,Rayburn心裡孤單而苦悶,但更可怕的是,他看不到未來的希望。

在Rayburn還是青少年的時候,德州的聯邦參議員Joseph Bailey來到鄰近小鎮造勢演說。在那個沒有電視、廣播的年代,那個在德州鄉下沒有任何娛樂的年代,政治人物的演講是很重要的社區活動,Rayburn趕集到鎮上聽演講,一聽不得了。他自此立志成為政治人物。回到家後,Rayburn天天在兄弟姐妹面前發他的白日夢,練習他的造勢演說,他宣布,他三十歲前,就要擔任德州州議會的議長,然後他要選聯邦眾議員,以當上眾院議長為人生職志。

十八歲的Rayburn,一成年,就向他的老父要求,讓他唸大學。但他父親說,他沒有錢給他唸。Rayburn說,沒關係,他只希望父親讓他走,在辛苦的棉花田裡,一雙成年人的手,有許多的價值,他一走,Rayburn的爸爸就更苦了,但他還是同意讓Rayburn走。一如那時的許多窮苦德州年輕人,說要唸大學,那就是上師範學校,因為畢業後一定可以脫農,當一個老師。Rayburn的父親送他到火車站,臨上車前,老父拿出25元,給他作生活費。Rayburn的眼淚掉了下來,這父親把一年才存得下來的錢,全都給了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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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應型領袖

看到蔡英文政府正在考慮的四百億「經濟紅利」發放,我對中華民國官員的缺乏創意,一點都不覺得驚訝。習於陳腐舊規,沒有積極誘因的政府公務員,要他們提出了不起的點子,那是緣木求魚。但民選總統,為挽救低迷的聲望,使出這樣路人皆知的政策買票,只能證明蔡英文是reactionary,反應型的領袖,她無法為台灣開創新局了。

因為蔡英文一生的歷鍊,都在學術圈和行政體系,到中年以後,才算踏入政治圈,所以說她是反應型的領袖,一點也不算罵她的話。因為她是反應型的領袖,所以她在習近平「告台灣同胞書」的威脅下,表現很好。你要反應型的領袖,做什麼出格的事,他想不出來,所以大概都做不好,但你要他舉個理由,不要做什麼事,他立場堅定,言語清楚,因為被推離自己穩定的方向,非常不舒服,所以反彈得大,反應很好。

但為什麼反應型的領袖,可以推動年金改革這麼巨大的工作? 因為這也不是出格的政策,這是民進黨一貫的主張,連同追討黨產在內,這些推翻威權國民黨的政策,民進黨在陳水扁執政後發現,對這些政策,只能硬,不能軟。所以不只是蔡英文,年金改革,是所有蔡以下的民進黨政治人物,都有志一同的首要任務。堅定執行年金改革,符合反應型領袖的特質。

但除了兩岸關係的堅定和年金改革的成果之外,反應型的領袖能成就的項目就少得可憐了。

和反應型領袖相對的,是充滿活力,不斷提出新點子,想出策略,到處跑來跑去的創業型領袖。羅斯福總統1933年上任時面對的是已經三年多的經濟大蕭條,美國和世界,哀鴻遍野,大小政治人物無計可施。雖然行動不便,但羅斯福組了一個年輕、脫離傳統的團隊,在他上任百日內,推行了無數的「新政」政策。在我看來,這些新政,很多都是亂搞一通,把錢灑出去,在官僚體系裡轉來轉去,絕大多數都不見成果。但我們要很欽佩的一點,是羅斯福不斷地嚐試新點子。不怕失敗,不怕嘲笑,一直嚐試的精神。這也是台灣目前現在需要的精神。而羅斯福可以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,就是因為大蕭條的沉疴,讓民主黨掌握了白宮和國會,行政和立法權在手,讓他可以沒有窒礙的創新。

蔡英文上台之初,也曾得到這樣的機會,雖然台灣的總統制綁手綁腳,雖然台灣的官僚體系腐臭不堪,但蔡曾有過羅斯福的機會,因為台灣人望治心切。但民進黨沒有達到民眾預期的結果,九合一選舉被修理,剛好而已。

最讓人痛心的,就是「前膽建設」。

我一直覺得台灣的基礎建設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,但一提到軌道建設,不是台北看天下的「鄉下地方蓋什麼捷運」,就是忽然主張財政紀律的「不要亂花錢」。完全沒有野心、沒有夢想,更沒有執行力。民進黨政府,把一個可以把台灣推升到另一個層次的機會,白白給浪費了。

前膽建設的正確作法是先定一個野心目標。這目標不難定,台灣不是老羨慕日本的建設現代,尤其是鐵路運輸發達嗎? 拿一個國人都懂的目標,比如說,「2030年,全國人均捷運里程,達到日本50%; 2050年,超過日本」之類。我相信台灣很多人不知道台日之間的差距,但數字一算出來,「鄉下地方蓋什麼捷運」這種屁話,就不會說出來了。

目標定下來,接下來就是要訂定計劃。

訂定計劃前,一定要選一個年輕有活力的政治人物當「前膽計劃沙皇」,主導一切,直接向總統報告,並得以在總統授權下,調動各項行政資源配合。有一個總里程數的大目標後,「沙皇」的團隊,要日以繼夜的發想全國需要鐵路建設的地方,配合各地的發展,雖然聽取地方意見,但由上往下的劃出路線。畫出路線,不只是地圖上畫線而已,而是每一個地方的地方政府配合問題、土地取得問題、環境影響評估問題,在線劃下去之前,就要把解決方法包含在計劃裡面。在擬定實質建設計劃的同時,「前膽計劃沙皇」還要有幾個策略同時進行,「法規更改」、「財政預算」、「媒體宣導」這些計劃,都要同時有專人指揮,專門團隊負責,配合主計劃,一起推出去。

這每一個前膽計劃的小部份規劃,都相當困難。絕對不是行政院發一個文,把地方的捷運需求,拚湊起來而已。所以需要有精力的年輕團隊負責,要不怕累,不怕苦,有志幹大事的人才一起來做。更重要的是,這些困難,都需要有出格的創意,在「沙皇」的逼迫指揮下,不斷地被激發出來。

反應型的蔡總統做不來這事,而且反應型的總統,也無法了解這事的難度和需要的人材,因此找不到一個能幹的總指揮。所以民進黨的前膽計劃才會做成人人皆曰可殺的地步。

回頭再看這四百億。用照顧弱勢的名義,買票下去,不但票買不到,錢花了,還什麼也留不下來。而且雖然反年改的人,永遠不會投給你,你也不用這樣拿「經濟紅利」打人家的臉,往人家身上灑鹽。有錢不會用,真是官僚的悲哀。錢有更好用的地方,台灣的政客沒有點子,台灣民間多的是。楊斯棓醫師說,把四百億拿來換掉政府機關的燈,都換成LED,那就是一個更好花錢的地方,花的有意義,花的有價值。

但如果你對官僚體系有了解,那你就知道,這個政府,連換燈泡都不成。聽過「政府採購法」嗎? 反應型的領袖,就會讓下面的人用這個籍口把計劃取消,而創業型,有野心的領袖,就會說,好,讓我們想辦法來修改法律,或是看有沒有別的方法繞過去這些限制? 事在人為,不是嗎?

在我看來,賴清德勤政是勤政,但也是反應型的領袖。當今檯面上的政治人物,屬創業型,又非常努力的領袖,非柯文哲和鄭文燦莫屬。2020年,台灣該有一個新局面,不要再選反應型的領袖了。

認真看待

新科國會議員Alexandria Ocasio-Cortez (AOC)果然有川普式的民粹能力,設定議題帶風向的能力相當驚人,隨便拋出一個「最高稅率該提到70~80%」的主張,政客和經濟學家競相討論這個主張的可行性和荒謬處。我看得有點害怕。Peter Thiel當年說,媒體take Trump literally, but not seriously,即把川普的主張,當成議題認真討論,而不把他當選的可能性,認真計算在內。這就會是AOC以後的走向。繼續走下去,民主黨左傾路線回不了頭,AOC那一天說要選總統,也不奇怪。

韓國瑜這草包,也是一樣的情況。太多人把他的主張認真看待,而下出「笑話一場」的結論,而不把他的當選、他要做的事認真思考。他不管政府組織架構、法律問題,真的跑去北京談九二共識,你要怎麼處理?

對於川普、AOC、韓國瑜這些草包民粹政客,到底要怎麼對付? 不要理會他們的主張,不參與討論,不給予他們的主張任何正當性,連嘲笑都不要。但用最政治的方法,解決他們當選的可能性。寫到這裡,忍不住又想罵陳其邁。韓國瑜老婆的利益輸送問題,韓國瑜死亡車禍的問題,本來就該大打特打。拿人家不提陳哲男交換不打這些議題,當全高雄人不知道陳哲男是你爸嗎?

總統制的效能與設計

系列前言

原先我判斷憲改應為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,但習近平新年的「告台灣同胞書」一出,立刻把統獨爭議變成最重要的議題,看來2020的主軸,還是台灣vs.中國,憲改議題,又得放到後面的爐檯溫熱著。「台灣優先」大戰「一國兩制」、「兩岸一家親」將還是灶上熱炒的話題。

但憲法修改的問題,如果不早點開始做,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拿下政權後,都還是無法施展手腳,長久下來,不利民主。所以我還是繼續完成我的憲改系列文章,希望作為憲改討論的一個種子。此為系列之二。



主張總統制勝過內閣制的人,得面對比較政治學裡的重要問題,即世界上真正成功的總統制,只有美國,其它國家,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,就算如法炮製,把美國憲法搬過去,國家治理通常是失敗的,總統制常變成獨裁者的遮羞布。但這種比較政治學有一個根本上的問題,「蘋果不能比橘子」。真正要比較的話,是「總統制的日本」比「內閣制的日本」,或者是「總統制的美國」比「內閣制的美國」,這種制度的優劣比較,才不會把國家、社會的特殊性摻雜進去,而分不清楚制度的效應。

一如我前篇所說,內閣制的國家,除了英系的英、加、澳、紐外,最後都不可避免的走向菁英壟斷權力,制衡失能,而民主喪失。如果日本、德國採用總統制,以其社會機構的體質和國民的教育水準,絕不會有今日國民政治冷感的問題,國家會更有活力。另一方面,拉美國家的失敗,並不是永遠的,一旦國家社會機構及人民成熟,總統制的民主憲政,會帶給這些國家繁榮富庶、長治久安,我們已經在智利、墨西哥、哥倫比亞這些國家,看到成功的跡像。

我當然認為台灣的國家社會機構和人民素質,都非常到位,所以才主張台灣應該實施總統制。

總統制的民主共和,很重要的特徵是,在「以民為念、手段及視野卓越」的領袖任總統的時候,有民意的後盾,可以讓強勢總統擺脫民主缺乏效能的問題,但當「權慾、利慾薰心、踐踏民主」或是「智小無能」的政客選上總統時,環環牽制的共和體制,又可以確保國家不致走上歪道。要達到這樣的境界,憲法規劃的政府體制,要能讓總統直接擁有權力,對人民負責,並且有人民可以控制的分立權力。

所以台灣應該廢除「總統是超越黨派,調和五院紛爭」的奇怪思想。總統在民主政治下,當然是執政黨的領袖,負責的對象是人民,當然該掌權為人民服務。而不是以天子之姿,仲裁紛爭,假扮中立。總統得擁有實權,指揮行政機關,承擔所有施政的成敗。施政成功,人民給予連任的機會,歷史上留下美名; 施政失敗,人民否決總統續任的機會,必要的時候,直接或是透過民意代表彈劾總統下台,歷史留下罵名。

獎善罰惡,權責分明,乃任何組織的基本管理之道。

所以台灣憲法應該廢除行政院及考試院,所有部會直接由總統任命首長經管,執行總統的施政藍圖。為讓行政效能符合民選首長的權力,立法機關應取消現行「總質詢」制度,除了在人事、預算、法令、調查權之外,國會不得任意干涉行政權在憲法規範下的運用。首長枯坐國會,讓議員作秀的舉動,是立法權羞辱民選總統權力的不良表徵,一定要廢除。而且說實話,立法院總質詢的運行,這麼多年了,到底成就了什麼了不起的事?

另外,總統還要有預算及法案的否決權。國會雖代表民意,但國會裡的黨派勾結,容易造成多數欺凌少數的傷害民主行為。要讓民主長治久安,就要有制衡多數暴力的機制。司法權的違憲審查為制衡的機制之一,但法院的違憲審查曠日費時,需要有一個更直接的制衡機制,即總統的否決權。相對於民意代表面對的狹小民意及黨意,總統的政治高度和歷史定位,讓其較不易淪為多數暴力的執行者。相對冷靜的總統,有否決權在手,可以澆息一時受到熱情召喚的國會激情。

但如果民選的總統是狂熱的民粹主義者,那不也容易成為多數暴力的首腦?

這是相當可能發生的結果。面對這樣的可能性,防火機制一樣在於司法的獨立,還有國會的力量。這是憲法權力分立裡很重要的一環。

國會制衡總統,力量來自上述的四個立法權: 「人事、預算、法令、調查」。總統代表人民,國會議員也代表人民,有些時候人民的聲音是一致的,制衡的需要就小一點,但更多時候,人民的聲音是多樣而吵雜的,制衡的需要就大一點。制衡的目的,就在讓這些不同的聲音,有一個競技的場合,各紓己見後,勝者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份,敗者閉嘴。如果要讓競技公平,那比賽就要公開透明,而如果沒有清楚的勝負之分,妥協的中庸之道,就會是均衡的結果。所以總統提名部會首長,得經由國會仔細審查,多數同意後才能進行施政。同樣的,行政部門動用納稅人提供的預算,也要經由國會多數批准,這些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要件。

但人事、預算的審查通過,形成的立法與行政抗衡是短期的,真正長期影響國家社會的力量,仍在法案的通過。立法可由行政權發動,亦可由立法權發動,所以行政部門和國會都要有強大的專業法律研究單位。實際的法案攻防,則要有政黨政治推動。

台灣的政黨政治還陷於剛性政黨及柔性政黨的區別論戰,到底要採蘇聯式的剛性政黨,還是美式的柔性政黨,似乎還有所爭議。但一旦三權分立、總統制的民主政治確認了,政黨成為選舉、政治攻防的柔性政黨是必然的均衡結果,因為權力的來源是人民,政治人物終極要取悦的對象是人民,為政治鬥爭而成立的政黨派系,不能凌駕於人民的意志之上。但依理念、利益形成的派系,又有其必要性,結果就是黨派一定會有,但組成是相對流動的,意識型態甚至是與時俱進的。這些變化,在法案攻防的時候,都會表現出來。

國會的最後一個權力在於調查權。賦予國會調查權的目的,仍在制衡行政部門。行政部門除了得受法律規範外,身為公僕,公務員也要對人民負政治責任。以救災為例,行政首長也許沒有違反任何法令,但救災指揮上的無能,仍會對人民的生命、財產造成傷害,這時就要行政首長負政治責任。行政權的政治責任,最後仍得由民選的總統承擔,所以行政部門的紀律來自總統的執行權力,因此總統有權開除任何官員,調動職缺。

但行政部門的紀律,有時會因官官相護,而無法對人民負責,這時的國會調查權,就有其必要性。所以雖然行政首長不需要在立法機構枯坐總質詢,但國會得應需要,傳喚官員出席聽證,並應國會議員要求,提示任何相關文件。調查權的最高層次,在於調查、彈劾總統。國會雖然儘量不要把民選總統彈劾去職,但一個高門檻,象徵更大民意的彈劾去職機制是必要的,這是制衡總統權力相當重要的一環。

總統制下的總統選舉方式,可以人民直選,也可以像美國選舉人團一樣,委任直選。但台灣沒有美國幅員廣大的問題,也沒有歷史上各州主權的問題,而且台灣民主的一大象徵就是「我的一票選總統」,因此台灣的總統,應該仍由人民直接選出。現行的四年一任,連選得連任一次,制度上也沒有問題,應該予以保留。至於需不需要在無人過半的情況下,進行第二輪投票,我認為不需要。由票數最高的兩個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,製造出過半民意支持的「假象」,並沒有增加政治制度的穩定,因為一旦選舉結束,總統的權力基礎即在於制度上的行政權,還有歷史定位。總統並沒有時時需要民意授權,也就沒有「過半民意」支持的必要性。相反地,二輪投票的制度,會讓不必要的棄保效應發酵,真實的民意,反而無法表現,不是一個好的制度。

憲改系列之一 — 總統制勝過內閣制

維吉尼亞

維吉尼亞州出過八個美國總統,沒有其它州比的上。前五任總統,有四個維吉尼亞人,號稱維吉尼亞王朝。維吉尼亞之所以這麼重要,是因為這個英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,在開國的時候,人多地大。連黑奴算在內的話,維吉尼亞州佔了北美十三州五分之一的人口,地大到後來還可以劃出肯塔基和西維吉尼亞兩個獨立州,而維吉尼亞的墾荒大軍,開疆拓土,連伊利諾和俄亥俄都曾短暫屬於維吉尼亞。

在維吉尼亞的鄉間開車,很難不感受到從殖民時代,一直到南北戰爭的莊園式經濟。高低起伏的丘陵和山脈,夾雜著肥沃的土地,而這些一個個獨立的農莊,都住著白人「農夫」士紳,豢養上百計的黑奴,從事農業,過著富足而穩定的生活。維吉尼亞可以說是美國南方的代表。但也是南方的這種特殊經濟型態,才會產出性格、理想都充滿矛盾的開國先賢。農莊主人,非人道的奴役黑人,但靠著土地和黑奴提供的優沃生活,讓維吉尼亞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殖民地精英。農莊裡的青年,不用把手弄髒以謀生,從小就受最好的教育,不是在家辦私塾,就是出外唸名門大學。因為生活無虞,所以他們之中,那些沒有在酒精、賭博、女人之間迷失的少爺,有時間、餘裕和同伴思考人類的問題,竟然得到了孔子心中最好的「禮樂射御書術」教育。華盛頓,就是在這樣的環境,養成連拿破崙都欽佩的一代名將。傑佛遜作為革命家,他的獨立宣言,也是出自他青年時期讀書、求學時所建立的哲學。而憲法主要起草人的麥迪遜,普林斯頓畢業後,沒有任何工作壓力,回到農莊思考宗教問題,而讓他有機會步入政治,一直到總統下任。

但這一代維吉尼亞士紳,畢竟是在借來的時空裡孕育。美國不可能一邊拿著「人生而平等」的獨立宣言作為立國精神,而一邊又允許蓄奴的情況持續下去。維吉尼亞的「榮景」,在共和國裡的獨特地位,注定有消失的一天。然則這美好時光的消逝,很大程度來說,也是這些維吉尼亞建國群賢所促成。因為有傑佛遜的獨立宣言,所以林肯的南北戰爭師出有名,而終能廢除奴隸制度。因為有麥迪遜的層層制衡的共和聯邦,美國得以有一個制度,可以吸納更多領土,變成一個橫跨兩大洋的大國。這更多的領土,還有一大部份是傑佛遜當總統時,從拿破崙手中買下的。

隨著時空變遷,維吉尼亞不再擁有龍頭的地位,上一個維吉尼亞總統,是打一次大戰的威爾遜,短時間內,我們也看不出哪一個維吉尼亞政客有機會入主白宮。人口的成長,也遠不及新興大州,現在的維吉尼亞,只有八百多萬人,只能算是個中型的州。但這情勢,可能再度逆轉,維吉尼亞州現在又變成熱門的地方,人口增長迅速,各種產業發達,儼然有與加州、德州抗衡的跡像。我甚至認為,把錢拿來投資維吉尼亞的房地產,是個不錯的選擇。但維吉尼亞的復興,竟然與開國的維吉尼亞群賢也有關係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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撚虎鬚

我雖然主張蔡總統該思考一任總統的事,但我絕對不會在現在這個時候,講這樣的話。現在是什麼時候,是讓習近平開心的準備裡應外合的時候嗎? 這四個老東西,不管他們支持的人是誰,或是誰請他們出來放這個話的,通通挖出來,政治判斷力這麼差,沒有資格在如此關鍵時刻擔任國家領導人。

不過這是民主國家的正常情況,越是國家危急的時候,內鬥越激烈。邱吉爾的戰爭都還沒打完,就被人民換掉了。只要不要通敵,任何手腕,在我看來,都是為了國家好的主張。所以,也不用像林靜儀大立委一樣,急著貼上性別政治的標籤。蔡英文選上總統,不是用女性保障名額選上的,而是國民肯定她的條件而投給她的。今天政治惡鬥了,蔡總統也會用政治人物的身份,而不是女性政治人物的身份,面對挑戰。

話說回來,林委員就是我說的,把蔡英文的柴契爾活路,弄成甘迺迪死路的罪魁禍首之一,先檢討一下自己吧。

當務之急,蔡英文應先清黨,把四大老一派,通通叫來立正,當斬則斬,敢撚虎鬚,自得承受後果。然後才是蔡總統思考連任問題的時候。

裡應外合

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,不管從那個角度看,都是個惡兆。台海問題永遠都是美中關係的一環,不是共產黨和「台灣同胞」談一談就可以的,現在的美中關係,沒有人說得準會變成何種型態,習近平不知道,連川普也不知道。但習近平這時出手搞兩岸關係,從北京的角度來看,是個美中大盤棋裡的一步好棋,可以說穩賺不賠,但對台灣而言,只有風險,而沒有任何利多。

共產黨面臨的經濟困境,是改革開放以來,從來沒看過的嚴峻。川普這時打貿易戰,非常可能把共產黨的命脈給打沒了。北京現在除了把政治管控收緊外,急需找另外的突破口,盡快扭轉不利的美中關係。出兵台海,一如我之前描述的「小說」一樣,很可能就是情勢急轉直下時,所採取的保命措施。所有崩潰中的極權國家,對外出兵,讓國民注意力轉向,用愛國主義保住政權,幾乎是屢試不爽的方程式。如果習近平動手打了台灣,而美國沒回應,那共產黨的聲望,在中國國民的心中,立馬上升,政權得保。而如果美國回應了,美中軍事衝突,在軍事動員下,共產黨趁機收回民間經濟自由,順理成章。反正北京也有核子彈,華盛頓能把中國打成什麼樣子? 中國人多,打仗死人算不了什麼,但美國大兵性命寶貴,死幾個人,民意就會逼退美軍了。

這也是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,用不同的方式說「美國不當世界警察」的後果。黑幫歹徒,看著警察撤退,總得先試試到底條子說的是不是真的。川普的敘利亞撤軍,居然先引發中國的動手試探,真令人失望,希望白宮裡有人有辦法向川普解釋清楚,讓他注意接下來發展。川普如果打了貿易戰修理中國,最後卻沒有出兵保台,他將會是千古罪人。

如果共產黨最終的目的是為出兵準備,那提出歡迎各黨派來談統一,就是一個舖陳的開始。日本建立滿洲國,就是在東北先分出滿漢。希特勒出兵捷克,也是先用保護捷克境內的德裔為開始。共產黨先用台灣內部支持統一的「中國人」做為分化,再以此作為出兵的藉口,一點都不奇怪。

「天下大亂,形勢大好」在面對眾多困難的時候,共產黨丟這誘餌,如果最後都沒用到,美中關係暫時穩住了,那北京至少把台灣的藍綠鬥爭,弄得更激烈,也許不用共產黨動手,台灣人自己就把鍋給砸了。

總結來說,習近平的講話,目的還在美中貿易戰。這是貿易戰失敗的保命符,不是遞給台灣的橄欖枝,不要搞錯了。

總統制勝過內閣制

系列前言

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,是政治版圖重劃的開始,但傳統的統獨之分,因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,不管誰任總統,都不可能有出乎意料的演出,所以打選戰分統獨,並沒有辦法真正區分政見上的差異。而且,台灣政治在左右意識型態的區分,也是一團混戰,沒有真正挺資本主義的政黨,也沒有超現實的社會主義力量,所以選戰打左右,一樣也打不起來。

我認為台灣是時候走入民主化後的第二共和時期,提出修憲主張,將是所有參選總統的政治人物,區分政見的最佳利器。修憲之路,固然不好走,但直選總統二十幾年來,大家都看出台灣四不像政制的問題,權責不符,施政效率不彰,但人民活力仍大受限制,改革憲法,勢在必行。因為修憲須經立法院提案,總統和立委同時進行的大選,正是把修憲議案提交到國民面前的最佳民主程序。

因此我打算寫一系列文章,討論台灣憲改方向。此為其一。

任何台灣目前的修憲主張,在現實的國際關係架構下,都不可能動到國體和領土問題,所以修憲可以直接跳過這一題。而且台灣可以說是東亞,甚至是全亞洲人權保護最健全的國家,因此人權法案,也不是修憲最迫切的問題。所以台灣修憲的第一道題目,就該是:「總統制」或「內閣制」。

政治學者在討論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問題時,優劣條文並陳,結論幾乎是沒有例外的「各有利弊」,沒有絕對好壞。但這是錯誤的看法,全世界內閣制可以成功保有民主精神的,只有英、加、澳、紐這些國家,其它國家不是把人民弄得民主無感,就是民主政體徹底垮台。新興民主國家,要能確保民主,只有總統制一途。

這關鍵在於民主的共和政體裡,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權力的勾結,因此憲政裡的三權分立,一定要清楚。內閣制國家由國會多數黨組閣,就是執政黨同時掌有行政、立法權,甚至包含了司法官提名權,那是全面性的權力壟斷。統治菁英以效率為名,掌握所有政治資源,擠壓反對黨生存空間,長期執政,造成民眾對政治無能為力。最極端的例子為新加坡,人民行動黨斬草除根,用選區劃分、司法、媒體、經濟開發買票等方式,消滅反對黨,而永久執政。但不只是新加坡藉由內閣制壟斷政治,日本的自民黨也是一樣的模式,只是日本的司法相對獨立,不受自民黨控制而已,但自民黨無能的全面執政,換來的不是反對黨的興起,而是民眾對民主的冷感,「誰來都一樣」,那就不要投票了。民主選舉,變成是「他們」的事。而讓自民黨雖爛,卻不會下台。

也不要以為內閣制的權力壟斷只在亞洲,歐洲也是。德國的大聯合內閣,根本是開民主的玩笑。人民因為政黨政見的不同,所以支持不同政黨,結果不同政黨的政客聯合起來,「去異求同」,以社會穩定的口號,消去人民選擇的自由。更可笑的是,大聯合內閣失敗,執政黨憂心忡忡也就算了,失去民主的德國人民,竟然也跟著擔心執政黨失敗的後果。

這些內閣制國家,由一群貌似民選的菁英主政,「團結和諧」製造出來的執政效率,可惜並無法持久,因為他們永遠打不過人類社會的天敵,即「計劃趕不上變化」。內閣制統治菁英和事務官僚同吭一氣,以為聰明的腦袋可以計劃管控一切,但人類是複雜的,而官僚的體制設計,並不講究求新求變,所以最後都會落得計劃失敗。而且因為權力壟斷的關係,內閣制國家的政府沒有真正制衡的機制,所以腐敗會積重難返。

德國、日本這些年政府的表現,就是執政菁英的長久傲慢所養成的無能。不要以為新加坡的模式是可取的,「鼻屎大」國家的李光耀紅利用完之日,就是新加坡完蛋的時候。我舉的這些例子,都還不是內閣制民主的最大問題,最大的問題就是被強人奪權後的內閣制國家,沒有了民主事小,造就了納粹德國事大。

民主國家真正的實力所在之處,不是在執政效率,而是在「以民為主」,相信人民可以自我管理,對個人的無窮潛力抱有樂觀看法。民主要能成功,就要政府的權力確實得到制衡,政府各部門,越不容易權力勾結,人民擁有越大的自由發揮己長。

所以成功的民主國家,「政治惡鬥」不是系統的失敗,而是系統的特點。這也是為什麼英系的英、加、澳、紐,雖然也是內閣制,但他們的內閣制是成功的。英國從大憲章以來,國會和英王的權力鬥爭,爭出了法治。後來由君權和民權鬥爭演變而來的兩黨政治,更是百年惡鬥,而讓大英帝國的人民自由得保,個人實力得以發揮,雖為一小島國,但以民主國家之姿,稱霸地球數百年,還遺澤美國民主,造福系出同源的加、澳、紐。

台灣沒有英國民主鬥爭的傳統,隨便看著人家內閣制好像比較穩定,好像比較少政治惡鬥,就跟進採用,那將會摧毀台灣的民主。統治菁英一旦發現了長期壟斷權力的秘訣,絕對沒有還權於民的可能,以民為主的理念,就此隨風而去。

而且,台灣須採總統制,還有一個現實的理由,也許這個現實的理由,就已經強大到,我們根本不該考慮內閣制。已經當家作主二十幾年,廣大人民知道自己一票選總統的神聖性,哪一個政治人物敢剝奪台灣人民這麼寶貴的民主權利及權力?

暴政必亡

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被非法拘禁三年多,日前終於開庭。王全璋是2015年7月9日,共產黨大逮捕維權律師裡最後一個被起訴,據說是他不管怎麼被刑求,都不認罪的結果。在王的妻子李文足和其它709律師妻子的長期抗議下,共產黨終於起訴他。

李文足寫給王全璋的公開信,讓人看的心酸。李和他們的兒子說,「爸爸去打怪獸了,打完怪獸就回家」,小兒不懂這怪獸的可怕,還邀朋友一起打怪獸,希望爸爸可以早日回家。

李文足、王峭嶺、劉二敏和原珊珊四個709律師太太,一起落髪,理著光頭,指控共產黨無「髪」無天,但我看著看著,卻想起差點被砂石車撞死的吳淑珍。很多人忘記,在變成坐在輪椅上向紅頂商人收受賄款的吳淑珍之前,吳淑珍就是個李文足。他們的丈夫,放著大好前程、幸福家庭生活不顧,為著正義感而挺身對抗極權政府,明知喪命的可能性很大,但他們沒辦法把良心放一旁,一定要不斷地衝撞。

我不認為陳水扁和王全璋他們挺身對抗極權國家機器時,他們想的是有朝一日登上大位,他們是害怕的,但他們無法不呼應內心那股不平之氣、正義之聲。近代重大的革命,領頭的多為律師,不為別的,只為他們日常生活面對的,就是已經失去主持正義能力的國家體制。當他們碰到最基本、最沒有政治味道的案子,都沒能讓正義伸張,哪一個正直的律師,不會去追究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? 這一追究,就只能和極權政府摃上,沒有別的選擇了。

中國朝代的興衰,多與這「正義有無伸張」有極大的關係。中國已經走上當初台灣民主化的臨界點,民心望治與共產黨收緊權力的兩股力量,越見衝突,一如當年的黨外和國民黨。但習近平不是蔣經國,美國對中國,也沒有像當初對台灣一樣,握有王牌。蔣經國不能不聽美國老大的話,但習近平和美國處不好,最壞的情況就是把門關起來搞文革,美國除了戰爭外,沒有真正的王牌。

這是我對中國民主化的悲觀之處,也對李文足等人,覺得不祥。共產黨的壞,是沒有盡頭的。但這也是我對中國的未來,仍保持樂觀的原因。沒有人可以永遠把十幾億人踩在腳下而沒有後果,共產黨越壞,最後的反彈就會越大。你要用成百上千的國保對付王全璋、李文足,那你要用多少人對付成百上千的王全璋、李文足呢?